1928年夏，上海黄浦江边，陈赓与杨登瀛登上一艘小艇。两人没有带随从，也没有公开身份，谈的却是一件足以改变双方命运的事：杨登瀛准备进入国民党上海方面的情报系统。 杨登瀛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职业军人。他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，懂日语，熟悉上海各界人物，也能出入不同社会圈层。这样的经历，使他既能接触国民党方面的人员，也能理解共产党人在秘密环境中的处境。 1926年前后，杨登瀛结识了陈养山。陈养山曾向他学习日语，后来两人逐渐成为朋友。杨登瀛知道陈养山是共产党员，却没有因此疏远，反而在一些时候主动提供方便。这种态度，在当时的上海并不常见。 1928年，陈养山在浙江从事农民运动受挫，来到上海寻找落脚处。杨登瀛没有追问细节，只对他说：“住处不好找，就先到我家来吧。”陈养山因此住进了杨登瀛位于北四川路的住处。 不久，杨登瀛的朋友杨剑虹邀他参与筹办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机构。这个差事表面上有权势，实际上风险极高。答应下来，便可能接触大量共产党情报；拒绝，又可能得罪掌握实权的人物。 杨登瀛没有擅自决定，而是把这件事告诉了陈养山。对共产党而言，一个熟悉上海社会关系、又可能进入敌方情报机关的人，价值不言而喻。陈养山很快将情况报告上去，消息最终传到了周恩来那里。 当时，共产党并不能仅凭几次接触就完全信任杨登瀛。周恩来采取了更稳妥的办法：由陈赓与杨登瀛保持单线联系。这样既能使用他的特殊条件，也能尽量减少暴露的风险。 黄浦江上的那次会面，杨登瀛向陈赓说明了自己的顾虑。他不愿成为真正的反共人员，却必须借助这层身份立足。陈赓听完后，没有简单地要求他表态，而是告诉他：“既然进入这个圈子，就要把上海的关系真正做起来。” 这不是一句空话。上海的国民党党部、军警系统，以及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巡捕机构，都是当时情报活动绕不开的节点。杨登瀛若想获得有用消息，必须让这些人相信他；共产党若想保护他，也必须为他提供实际帮助。 陈赓为杨登瀛筹措活动经费，还向周恩来请示购置车辆。周恩来认为，杨登瀛是在为党的秘密工作服务，交通工具属于必要支出。与此同时，陈赓安排连德生以随员兼保镖身份跟随左右，负责联络、护卫和应急处理。 杨登瀛真正发挥作用，是在1930年前后。那时任弼时在上海被捕，敌方试图从他身上获取重要情报，并对其施以酷刑。任弼时身份特殊，一旦长期关押，后果十分严重。 杨登瀛随即设法找到公共租界方面与自己关系密切的兰普逊，请他出面周旋。兰普逊未必清楚杨登瀛的真实立场，但双方有交情，也愿意卖这个人情。经过交涉，任弼时最终获救。 这次营救并非偶然。杨登瀛此前经营的关系，此时都变成了可以动用的力量。隐蔽战线的较量，往往没有枪声，却同样讲究准备、判断和人情往来。一个看似普通的熟人，关键时刻可能就是一条生路。 类似的事情还发生在关向应被捕之后。巡捕从他身上搜出文件，却因不懂中文而找杨登瀛翻译。杨登瀛身边的刘鼎精通英文，经过处理后，文件被说成普通手稿，重要内容因此没有被立即识破。 不过，秘密工作从来不是一帆风顺。顾顺章叛变后，许多隐蔽关系面临暴露危险。顾顺章掌握大量党内情况，也知道杨登瀛的真实身份。陈赓得知消息后，冒险通知杨登瀛转移。 这一提醒救了杨登瀛一时，却没有改变他日后坎坷的命运。他曾被国民党方面抓捕审讯，始终没有供出关键情况，后来因缺乏证据被释放。此后，他在原有系统中的处境恶化，只能尽量隐藏身份，生活也越来越困难。 新中国成立后，杨登瀛没有公开讲述自己的经历。1951年，他在南京被捕。由于档案和社会关系显示他长期与国民党方面有联系，案件审理时，过去那段复杂经历很难凭几句话说清。 宣判前后，杨登瀛才急切地提出：“我和陈赓关系不一般，他能证明我的身份。”有关方面两次致函陈赓核实情况。陈赓很快出面作证，说明杨登瀛当年进入国民党情报系统，是受党组织安排，为获取情报和保护同志服务。 这份证明，使案件出现转机。杨登瀛最终获释，二十多年前那条由陈赓牵起的秘密联络线，也在此时给出了迟到的解释。对杨登瀛而言，最危险的身份，恰恰也是他能够活下来的凭据。 特别
